《温故1942》是刘震云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。“我觉得它写得既感性又理性，是个好作品，包括它将要拍成的电影也是一个波澜壮阔、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。”1942年，河南一场旱灾，死了300万人。更可怕的是，后代把这些事全忘了。中国是个特别容易遗忘的民族，这当然也和它经受的苦难太多有关系。那场灾害本来不该死那么多人，可是当发生旱灾的时候，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凉的西北，饿死了。日本人进攻河南，蒋介石想把灾区甩给日本人，日本人坚持不进兵，不给蒋撤退的借口，双方军队形成了僵持，就在这僵持中，河南人一个个倒下了。刘震云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长民族的记性，避免灾难的重演。
一也可能成为零点八在《甲方乙方》里刘震云演过一个情痴，至今为止他就演过那一个角色，还是一个特别不着调的角色。当时也是因为好玩，冯小刚告诉他说就坐一块吃顿饭，结果一坐就是七天，刘震云烦了，不去了。很多人劝哪劝，最后葛优说：“您是一大演员啊。您的演技怎么样我真不知道，但您的做派确实是大演员！我没这么等过别人哪。”
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，他只改自己的小说，编剧不是他的职业，他也没有给哪个导演出卖过劳动力。他认为，电影剧本和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正，其实不论哪个东西在前边，后边的应该是沾前边的光。如果小说在前边，电影剧本在后边，因为小说把所有的选择都体现出来了，剧本可以比着小说择出需要的；如果电影剧本在前边，小说应该比电影剧本写得好，因为可以站在材料和实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小说。但是中国的作家确实把这事给弄拧巴了，先有电影剧本的时候，小说就成了剧本的扩充，注了好多水，变成了剧本的附庸，结果现在根据电影写的小说就没法看。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因为小说和电影非常不一样，看电影是看热闹，就像听好多人在大厅熙熙攘攘地说话，看小说则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。如果小说成为电影的附庸，那剧本的一就可能只成为零点八，如果站在电影剧本基础上重写小说，那就是一加二等于三了。
“《手机》小说起码能把这个颠倒的事实再颠倒回来。而且小说是三部分，电影只用了其中一部分。电影改小说，是电影吃亏，没有哪个电影可以像好小说那么丰厚，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，小说几十万字可以读一个月，时间上不成比例。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，有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美术等等，哪个环节掉链子整体分数都会向下减，小说的修改则是个加分的过程。”
刘震云喜欢把写作比喻成运动。生活中有两种运动，一种是找赢的运动，比如各种球类比赛，进球就算赢了；另外一种是找失败的运动，比如跳高，什么时候竿碰下来跳高就结束了。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说就是一个找失败的运动。“如果哪个作品写出来自己觉得特别好，那作家就完蛋了。我觉得作家真正写出一东西来总是挺惭愧的，挺羞于见人的。写之前有信心，说这作品是我最好的，但写完后发现不是，又写完一个还不是。你发现你要表达的在天边，到天边去找，不是；在山沟里，还不是。好容易发现了，但仔细一看还不是。写作的过程就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哪，一直在找它。”
官场
阅读刘震云的小说集《官场》，深深为其小说艺术所惊叹折服。在这部小说集子里，刘震云展露了他惊人的创作才华，以鲁迅式的白描一针见血地写人，写官场中的人，写权力纠缠下的人。作为小说家的刘震云是将“一切实在的真实转化
